作为独任制的官厅，日本检察官是当然的独立办案主体，所谓独立的办案主体，是指检察官独立承办案件、独立决定案件并独立承担责任。

2014年12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给予周永康开除党籍处分，将周永康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进入司法审判阶段后，除机密部分外，也定当如此。

在本案向社会公布之前，贪腐官员往往心存侥幸，以为反腐会适可而止。接下来，就将走法律程序，依法办案。【专家点评】许耀桐：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携雷霆万钧之力，出重拳反腐肃贪，掀起了老虎、苍蝇一起打的狂飙巨浪，不夺全胜誓不收兵。对于反腐败斗争，老百姓最担心的就是不平等、不彻底，搞所谓的上下有别，刑部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但是，本案与以往完全不同，按相关党内规定和司法程序的先后步骤逐一进行。

2014年7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了中央纪委开展核查工作情况的汇报，决定对周永康立案审查。改革开放时期处决的成克杰，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委员长，加之近期落马的原政协副主席苏荣、令计划，原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均为副国级官员。但是，如果民法典确认的权利不能满足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需要，则这种立法就是落后的，这样的法即使不能说是恶法，也不能算是良法。

因此，在编纂民法典时如何处理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也是一个应重视的问题。民法在确认权利上应考虑应然与实然两个方面，这就要求处理好现实性与前瞻性的关系。瑞士民法典较之于德国民法典增加了合作社、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和有价证券等规定。这也就是说民法典应有前瞻性。

再如，现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已经普遍使用手机卡、银联卡、信用卡等，这些卡的用户与开户者之间属于何种法律关系？卡出现故障或者取款过程出现吞卡现象时责任应如何承担？卡内存款被盗时谁应当承担责任？民法典若不对此做出制度设计，就会离现实太远，使其实用性大打折扣。例如，不要说网上婚姻、同性婚姻的出现，就是现实世界中的异性同居关系不仅在老年人再婚中大量存在，而且在其他人群中也大量存在，但我们的立法对此类婚姻一概不承认而没有予以规制，这不能说不是一种滞后。

我国大陆地区这种体制上的转轨，决定了其在立法上是从不承认私权利到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承认私权利，而不是直接确认应有的私权利，在许多场合私权利似乎仅是国家恩赐的结果（如对农民享有的土地权利的认识，有人总认为这是国家给予的福利），改革初期立法方针上的放权而不是还权可以说是此种现象的反映。另一方面，现行法规定商品房的开发商需取得国有土地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但房屋建成后公民取得房屋所有权的同时也应取得宅基地使用权，正因为没有明确认可取得房屋所有权的公民当然享有宅基地使用权，也就导致购买商品房的公民担心70年以后的产权前景。笔者赞同这种看法，无论是财产权还是人身权都是基本权利，各国的民法典可以说都是以人为本而非以物为本的。例如，我国大陆的集体土地归集体所有，法律上既然确认该项所有权，对其行使就应由所有人自主决定，国家可以对其用途予以限制，但不应作其他的不必要限制。

相对于结果性和普适性要求意味较浓的社会公共利益而言，或许仅具有功能性描述的公共用途一词更加准确、贴切。笔者试就以上问题谈谈自己的初步思考，以引起方家及立法者的重视。另外，对于哪种秩序是最合理的，不同国家的立法者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并且不同的看法在各国的立法上都得到了确认。近些年颁布的俄罗斯民法典和越南民法典都增加了对知识产权的规定。

对此，许多学者都能举出他国的立法例作为论据。法典的本土化应当考虑本国的传统。

如一个农民死亡，其房产为两个子女继承，若有子女有城镇户口，则仅能取得房屋所有权而不能享有宅基地使用权，而没有宅基地使用权的房产能有效？ 还如，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物权法》虽明定为用益物权，但现行规定仍对其流转予以不正当的限制，有的甚至以保护农民利益作为限制的理由。因此，在编纂民法典的过程中，须处理好实用性与形式理性的关系。

民法典须坚持民法的私法性，为意思自治、主体自由留下充分的空间，在民法典中制定公法性的规范是必要的但必须有合理的理由。从交易关系上说，知识经济、信息经济、世界经济、区域经济等引发的问题在法典中必须有所反映。如果此时给予人们自由，将会出现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合理压迫，而此种结果显然需要国家予以避免。至于对这种新领域、新问题是作为民法典中的一编还是某编中的一章或者一节来规定，则取决于该国法律界主流观点或立法者的偏好。对权利保护和法官适用民法典判案而言，民法典相应部分的具体规定才是当事人和法官所最为关注的。编纂一部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法典，是贯彻落实中央决定的必要之举，是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必经之路。

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法典具备了转型工具的作用，能够带动、促进社会的转型。实现民法实用性的最基本的要求应是民法的全面性，即民事法律规范能对复杂多样的市民社会关系进行周密的调整，尽量避免法律漏洞的出现。

笔者也赞同侵权责任法独立成编，赞同在民法典中对知识产权作一般性规定，赞同设立债法总则编。由于改革初期我们奉行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立法上也强调成熟一个制定一个，因而以往的一些民法法律也往往仅是对已经成熟的改革成果的确认，而不能适应深化改革的要求。

笔者曾提出，民法典应设人身权为独立的一编。4自治与强制的关系 民法为私法，此无争议。

但总的来看，学者在我国民法典编纂体例应采潘德克顿式上基本达成了一致意见。尽管《物权法》第149条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但自动续期的是何人的权利？因为建设用地使用权是开发商取得的，它又如何成为房屋所有权人的权利呢？民法典要重视本国国情，也就应对此类问题予以解答。综观各国民法典，民法之编纂体例，有两种。特别应当看到，我国对于公法与私法的关系走的是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道路。

并且依现行规定，会出现一种令人奇怪的现象。但既然实行市场经济，作为生产要素的自然资源就需要通过市场才能予以优化配置。

有人认为，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某种秩序是有利于提高效率的，需要实施民事行为予以维持。否则，民法典就与一般的法律汇编无异，称不上形式理性的产物，起不到全面调整的作用。

又如，21世纪的海洋经济具有重要的地位，蓝色国土与黄色国土有着同样的重要性。笔者认为，如果民法典确认的权利完全超越社会经济生活条件，固然是不能实现的，这种规定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依这种立法例编纂的法典体系的根本特点是总则加分则。德国民法采取潘德克顿式，因而此编纂体例也即为德国法体例。某种公共用途是否具有高于个体权利的价值是由立法者进行判断的，这种判断或许在有些情况下会出现失误，但不可否认的是公共用途绝大多数情况下是高于个体权利价值的。再如，现代生殖技术的发展和运用，不仅出现关于胚胎性质和归属的确认问题，而且血缘关系已经不再是确认亲子关系的唯一根据。

这也是现代民法从形式平等向实质平等转化的要求。又如，由于土地归集体和国家所有，公民对其宅基地不能享有所有权，但是公民对宅基地的使用权是必须享有的。

因此，从民法典发展趋势来看，民法典制定成败的关键在于法典的内容是否充实完善，而不在于法典的形式理性有多大提升。这种基本理念上的稳定与各国法典在具体编章构建上的调整表明，民法典体系结构上的变化主要是由于社会发展产生了某些新领域和新问题，需要在民法典中有所反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在我国很重要的表现就在于主要的自然资源归国家和集体所有。例如，我国合同法中关于格式条款的规定，关于强制缔约的规定，就属于此类强制，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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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狐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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